卷下

太宗曰：太公云：以步兵与车骑战者，必依丘墓险阻。又孙子云：天隙之地，丘墓故城，兵不可处，如何？靖曰：用众在乎心一，心一在乎禁祥去疑。

校“天隙／天陷”“丘墓故城”引语不同传本有别，须联系《孙子》独立校本。

白话太宗问古兵书对丘墓险阻一说可据、一说当避，如何兼顾。李靖认为军心一致，首要在消除疑忌，再依据阵地是否便利而定。

疏对经书貌似冲突之处，以地形便利和军心秩序解释。

按“禁祥去疑”是防止迷信征兆导致军心不稳；不是要毁弃民俗。

太宗曰：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，行兵苟便于人事，岂以避忌为疑？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，失于事宜者，卿当丁宁诫之。靖再拜谢曰：臣按尉缭子云：黄帝以德守之，以刑伐之，是谓刑德，非天官时日之谓也。

校“刑德”应按《尉缭子》语境注明，不混同术数历书中的“刑德”名词。

白话太宗说军事最关乎生死，不能因日辰忌讳妨碍应做的事；李靖援引《尉缭子》把刑德解释为用德守、用刑讨，不在占日。

疏注释须明确《问对》引文与被引古籍之别。

按对阴阳术数的批评针对拘执择日而误军机；并非说本书完全没有心理战中的术数话题。

太宗曰：兵有分有聚，各贵适宜。前代事迹，孰为善此者？靖曰：苻坚总百万之众，而败于淝水，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；吴汉讨公孙述，与副将刘尚分屯，相去二十里，述来攻汉，尚出合击，大破之。

校“符坚／苻坚”部分录文混写，史名一般作苻坚，须注明。

白话太宗问分兵合兵如何取舍，李靖以淝水之战指部众虽多而不善分合，以吴汉、刘尚为分屯而能及时合击的例子。

疏分别辨析组织协同与史家事后归因。

按把复杂史事归因于单一战术是书内议论，不能当作史学定论。

太宗曰：朕观千章万句，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。靖曰：大凡用兵，若敌人不误，则我师安能克哉？譬如弈棋，两敌均焉，一着或失，竟莫能救。

校“奕／弈”“着／著”可为书写异体，待明确版本。

白话太宗说兵书繁多，关键也许在多设办法令对手失误。李靖以弈棋比喻势均力敌时，一着失误可能牵动全局。

疏以引诱失误阐释奇正变通。

按“多方以误之”语出本书，此句是谈兵时谋略，不应包装为无条件成功秘诀。

太宗曰：攻守二事，其实一法欤？靖曰：臣按孙子云：不可胜者，守也；可胜者，攻也。谓敌未可胜，则我且自守，待敌可胜，则攻之耳，非以强弱为辞也。

校引《孙子》需与《形篇》原句分别核对。

白话太宗问攻与守是否可以通为一理。李靖解释，敌人暂不可制胜就先保持防御，待机会出现再攻，这取决于可胜条件，不只是兵力强弱。

疏攻守互为转换条件，但战果并不能保证“百战百胜”。

按“攻是守之机，守是攻之策”是卷下相关论述的收束，不得断章为只攻不守。

太宗曰：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：朝气锐，昼气惰，暮气归。善用兵者，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，如何？靖曰：所谓朝气锐者，非限时刻而言也，举一日始末为喻也。

校“朝气锐／锐气”等繁简、位置异写不影响此处主旨。

白话太宗问士气早锐、午怠、晚归怎样应用。李靖指出早中晚是比喻士气盛衰，并不是将一天时辰机械当作必胜计时表。

疏不把战时心理状态固化成昼夜绝对论。

按明确否定以真实钟表时刻代替观察部队状态。

太宗曰：司马法言：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平，忘战必危。此亦攻守一道乎？靖曰：有国有家者，曷尝不讲乎攻守也。夫攻者，不止攻其城、击其阵而已，必有攻其心之术焉；守者，不止完其壁、坚其阵而已，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。

校《司马法》语须核与各本正文字句是否吻合。

白话太宗问治国为什么既要防战也要节制战争；李靖答攻守还包括意志、士气及长期准备。

疏将军事攻守推广为制度和心气准备。

按“攻心”是古代战争思维词，不等于心理治疗或现代营销学。

太宗曰：卿尝言李勣能兵法，久可用否？然非朕控御，则不可用也。他日太子治，若何御之？靖曰：为陛下计，莫若黜勣，令太子复用之，则必感恩图报，于理何损乎？太宗曰：善，朕无疑矣。

校“李勣／李世勣”身份与避讳写法需分清，切勿引为不同人。

白话太宗问继位之后如何驾驭李勣。李靖提出先贬黜、再由太子起复以求感恩的设想。

疏体现书内对将权与君主控御的焦虑。

按本段不宜直接视为李靖真实进言记录，须与唐代正史及《问对》成书时代问题并置。

太宗曰：李世勣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，他日如何？靖曰：勣忠义臣，可保任也。无忌佐命大功，陛下以肺腑之亲，委之辅相，然外貌下士，内实嫉贤，故尉迟敬德面折其短，遂引退焉。

校“李勣／李世勣”涉唐代赐姓避讳，指同一历史人物。

白话太宗问李世勣与长孙无忌共同辅政会怎样，书中李靖称赞李勣，批评无忌表里有异。

疏反映文本对辅政权力制衡的关切。

按牵涉人物品评和政治事件，本书晚出与伪托问题使其不能充作李靖的真实证言。

太宗曰：汉高祖能将将，其后韩、彭见诛，萧何下狱，何故如此？靖曰：臣观刘、项皆非将将之君。当秦之亡也，张良本为韩报仇，陈平、韩信皆怨楚不用，故假汉之势，自为奋耳。

校“将将”指统御将领，不等于“当将军”。

白话太宗问汉初功臣为何遭猜忌刑罚，书中李靖认为刘邦并不能真正驾驭功臣，而只是借其利益和时势合作。

疏讨论君主与军功集团的关系。

按这带明显史论评价，需要分别核对韩信、彭越、萧何历史。

太宗曰：光武中兴，能保全功臣，不任以吏事，此则善于将将乎？靖曰：光武虽藉前构，易于成功，然莽势不下于项籍，寇、邓未越于萧、曹，独能推赤心，用柔治，保全功臣，贤于高祖远矣。

校“寇、邓”指东汉寇恂、邓禹，与“萧、曹”相对举。

白话太宗又举刘秀善待功臣，李靖答认为光武能推诚相待，以柔和方式处理功臣关系，因此优于高祖。

疏把握文本中从统兵转向驭将的讨论。

按对刘秀等人的比较属于传世问答之史论，不代表唐太宗与李靖真实谈话。

太宗曰：古者出师命将，齐三日，授之以钺，曰：从此至天，将军制之。又授之以斧，曰：从此至地，将军制之。又推其毂，曰：进退唯时。既行，军中但闻将军之令，不闻君命。朕谓此礼久废，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，如何？靖曰：臣窃谓圣人制作，致斋于庙者，所以假威于神也；授斧钺又推其毂者，所以委寄以权也。

校“齐三日”齐通斋；“毂”指车轮中心部位。

白话太宗说古时出师有斋戒、授斧钺、推车毂的礼仪。李靖解释，重要的是将临阵的指挥权委托给将领，现代仪式可简而义理不变。

疏制度礼仪的重点在权责委托。

按授钺、推毂为古礼叙事，不能误释为真的把所有国家主权授给将领。

太宗曰：阴阳术数，废之可乎？靖曰：不可。兵者，诡道也，托之以阴阳术数，则使贪使愚，兹不可废也。

校“使贪使愚”原词保留，不美化成“开悟大众”。

白话太宗问是否可废弃阴阳术数，李靖说在用兵欺敌与鼓动军心时仍可能借用术数符号，所以不可简单除去。

疏不据此断言择日、术数对战果存在超自然因果。

按这段与上文反对拘忌并不矛盾：一是反对迷信误事，一是讨论借符号影响认知；属于古代政治军事语境。

太宗曰：两阵相临，欲言不战，安可得乎？靖曰：昔晋师伐秦，交绥而退，司马法曰：逐奔不远，纵绥不及。

校见《问对》传世卷下；引《司马法》字句须与独立底本另核，不能将这一组问答误置于卷中。

白话太宗问两军已经对阵，怎能避免交战。李靖举晋秦两军接战而退的例子，并引用古兵书约束追击的说法，说明战机的取舍与军队节制有关。

疏书中以审慎进退讨论战与不战，强调军令和局势判断。

按“交绥”指两军交接；是否继续追击仍须结合具体局势。这是古书军事史论，不宜断为某次战役的全部真实经过。

太宗曰：兵法孰为最深者？靖曰：臣尝分为三等，使学者当渐而至焉。一曰道，二曰天地，三曰将法。夫道之说，至精至微，《易》所谓聪明睿智，神武而不杀者是也。夫天之说阴阳，地之说险易，善用兵者，能以阴夺阳，以险攻易，《孟子》所谓天时地利者是也。夫将法之说，在乎任人利器，《三略》所谓得士者昌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。太宗曰：然，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，上也；百战百胜者，中也；深沟高垒以自守者，下也。以是校量，孙武著书，三等皆具焉。靖曰：观其文，迹其事，亦可差别矣。若张良、范蠡、孙武，脱然高引，不知所往，此非知道，安能尔乎？若乐毅、管仲、诸葛亮，战必胜，守必固，此非察天时地利，安能尔乎？其次王猛之保秦，谢安之守晋，非任将择材，缮完自固，安能尔乎？故习兵之学，必先由下以及中，由中以及上，则渐而深矣。不然，则垂空言，徒记诵，无足取也。太宗曰：道家忌三世为将者，不可妄传也，亦不可不传也，卿其慎之。靖再拜出，尽传其书与李勣。

校传世卷下以递进讨论与谨慎传授收束；不存在“金匮藏书、武学圣经”式戏剧化结尾。

白话太宗问兵法何者最深，李靖把研习分为将法、天地、道三个层级，由基础的任人器用，逐渐上及环境时机和更高层次的制胜原则。

疏本书结尾属于传世问答，不可渲染为历史见证。

按三等是学习层次，不能译作三本古籍或儒道品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