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子之义第二

天子之义，必纯取法天地，而观于先圣。士庶之义，必奉于父母，而正于君长。故虽有明君，士不先教，不可用也。

校首句《司马法注》有‘纯取于天地’写法，通行本多作‘纯取法天地’，两者当作异文登记。

白话天子所应遵循的义理，应当效法天地并参照前代圣王；士人与庶民的行为准则，应遵从父母教导并受君长规范。因此，即使有明智的君主，军士若未经教练，也不能直接投入战事。

疏《司马法注·天子之义》旧注以奉天地之道、遵先王法度释天子之义，并明确士不教习不可受敌。

按‘义’在本段兼含角色规范与政治伦理；不能直接等同现代个人权利概念。

古之教民，必立贵贱之伦经，使不相陵；德义不相逾；材技不相掩；勇力不相犯。故力同而意和也。

校《四库全书》本‘故方同而意和也’，四部丛刊及通行本见‘力同而意和也’，存异。

白话古人教导民众，要先建立尊卑职分的次序，使人不互相侵凌；德行和义分不相僭越，各人的技能不受压抑，勇力不用于相互侵犯。如此才能共同出力而意志协调。

疏《司马法注》释贵贱之伦，着重各司其职，不互相侵凌；此为传统等级秩序内部的协调论。

按古代等级观念应作为历史材料如实呈现，不把尊卑差等当作现行价值规范。

古者，国容不入军，军容不入国，故德义不相逾。上贵不伐之士，不伐之士，上之器也。苟不伐则无求，无求则不争，国中之听，必得其情；军旅之听，必得其宜，故材技不相掩。从命为士上赏，犯命为士上戮，故勇力不相犯。

校‘不伐’指不自矜功，非不攻伐的‘伐’；此处字形未见可据证据需改。

白话古时治理国内与统领军队各有仪节，不能混为一谈，所以德与义各按其场合施用。君上推重不自夸功的士人，因为这样的人不会贪求与争功；他们在国政中办事能够察得实情，在军中处事也能合乎需要，使人才能得到发挥。服从军令者应得重赏，违背军令者应受重罚，以防勇力相互冲突。

疏《司马法注》旧注指出‘不伐之士’在治国与治军均能不争而得其宜，又以顺命、犯命解释军纪赏罚。

按‘国容’与‘军容’为行为规范和组织风貌，不可推论国家治理完全不用法令、军队完全不讲礼义。

既致教其民，然后谨选而使之。事极修则百官给矣，教极省则民兴良矣，习贯成则民体俗矣。教化之至也。

校‘习贯’保留传世字形，今人可意会为习惯养成；旧本未必使用现代‘习惯’二字。

白话先把教化施行于民众，再慎重选拔人才而任用。事务安排周密，百官便能各尽职守；教令精简，民众较易养成良好习惯；训练长期持续，便成为共同风俗。这是书中所说教化的极致。

疏与篇首‘士不先教，不可用也’相照应。

按这里主张先教后选与精简教令，‘省’应释简约，不宜解作节省军费。

古者，逐奔不远，纵缓不及。不远则难诱，不及则难陷。以礼为固，以仁为胜。既胜之后，其教可复，是以君子贵之也。

校《司马法注》此处见‘从绥不及’，而《四部丛刊》本作‘纵缓不及’；各字不可无说明地统一。

白话古人追击败兵不追得太远，对缓慢退走者也不穷追。追得不远，便不易受诱敌之计；追得不过分，便不易陷入埋伏。以礼维持军队的约束，以仁德约束取胜的手段；胜利以后，仍可恢复教化，所以君子看重这种做法。

疏旧注将限制追击同防止敌人诱骗、设置陷阱相联系。

按‘纵缓’与前篇‘纵绥’或有关，具体军事规则不能照字面套进现代战术。

有虞氏戒于国中，欲民体其命也。夏后氏誓于军中，欲民先成其虑也。殷誓于军门之外，欲民先意以行事也。周将交刃而誓之，以致民志也。夏后氏正其德也，未用兵之刃，故其兵不杂。殷义也，始用兵之刃矣。周力也，尽用兵之刃矣。

校‘先意以行事’另作‘先意以待事’；‘以致民志’另作‘以致民意’。‘未用兵之刃’不可抹去‘未’字。

白话书中说，虞舜时代在国中告诫民众，重在使人领会命令；夏代在军中誓师，使士卒预先明确思虑；殷代在军门外告誓，使众人预有准备；周代临交战时再誓师，使士卒的意志集中。它又以德、义、力概括夏、殷、周的兵事取向，说夏时较少动用兵器，殷始以兵器作战，周则广用兵器。

疏《司马法注》所录旧注和颜师古注把各代誓师地点、时间同教民和集中士气联系起来。

按这是古籍的王朝递变叙事，不足据以断言虞夏商周军事技术的真实演进顺序。

夏赏于朝，贵善也。殷戮于市，威不善也。周赏于朝，戮于市，劝君子，惧小人也。三王彰其德一也。

校‘三王彰其德一也’旧本文字一致处较多；‘章’与‘彰’有传写关系。

白话书中说夏朝在朝廷行赏，是为了推尊善行；殷代在市上行刑，是为了威慑作恶者；周代朝中行赏、市上行刑，既劝勉行善者，也震慑作恶者。三代施行办法不同，其所宣示的治道在文中被归为一致。

疏古注以赏劝善、刑禁恶说明不同做法的政治含义。

按‘三王’此处概括三代，并不能作为三代刑罚制度的直接考古证据。

兵不杂则不利，长兵以卫，短兵以守。太长则难犯，太短则不及；太轻则锐，锐则易乱；太重则钝，钝则不济。

校断句依通行整理本；《四部丛刊》本正文连书不分句。

白话兵器配置若没有不同类型相互配合，就难以发挥效能；长兵器可以用来掩护，短兵器可以用来防守。兵器过长，操作和交接有困难；过短则够不到敌人；过轻虽便捷锐利，却容易失去稳定；过重则笨滞，难以迅速运用。

疏长短相济与第三篇‘长以卫短，短以救长’相互印证。

按‘兵’此处主要指兵器与兵种配置；‘锐’非纯粹褒义，原文紧接‘易乱’。

戎车，夏后氏曰钩车，先正也；殷曰寅车，先疾也；周曰元戎，先良也。旗，夏后氏玄首，人之执也；殷白，天之义也；周黄，地之道也。章，夏后氏以日月，尚明也；殷以虎，白戎也；周以龙，尚文也。

校《四库全书》本作‘殷以虎，尚威也’，通行本有‘白戎也’，此处保留所据字并注明疑义；‘人之执’另见‘人之势’。

白话关于战车，书中说夏代称钩车，取重整齐之意；殷代称寅车，重行动迅速；周代称元戎，重车辆精良。关于旗帜，夏用黑色作为旗首，殷尚白，周尚黄，并分别附会人与天地之义。关于标章，夏用日月图形取其明，殷用虎形强调威武，周用龙纹推崇文饰。

疏《司马法注》所录关于旗章的旧注作‘上威’一类解释，以虎表威；由此可知‘白戎’不宜视为无异文的定字。

按古书以象征解释车、旗、章的制度差异，不能据此确认所有王朝的统一标识。‘白戎’有疑字，不宜直接译成白色兵服。

师多务威则民诎，少威则民不胜。上使民不得其义，百姓不得其叙，技用不得其利，牛马不得其任，有司陵之，此谓多威；多威则民诎。上不尊德而任诈慝，不尊道而任勇力，不贵用命而贵犯命，不贵善行而贵暴行，陵之有司，此谓少威；少威则民不胜。军旅以舒为主，舒则民力足。虽交兵致刃，徒不趋，车不驰，逐奔不逾列，是以不乱。军旅之固，不失行列之政，不绝人马之力，迟速不过诫命。

校《司马法注》有‘军旅以舒为主，舒则人力足’文字；‘人力’与‘民力’为异文。

白话治军若过分崇尚威压，士卒便会屈抑；威令不足，又不能克敌。使百姓失去应有的道义和秩序，使技能无法施展、牛马负担失当，加上官吏欺凌，叫作威令过度。反过来，居上者不重道德而重诈伪与蛮勇，奖赏抗命与暴行，便是威令不足。军队行动应注意从容有度，保存人力；即使临敌，也要使步卒不乱跑、战车不乱驰，追击不超越阵列。坚固的军队须守行列制度，保全人马气力，快慢不违军令。

疏《司马法注》旧注强调行列、金鼓号令与人马体力，释‘舒’为有节的进退疾徐。

按‘舒’即行动从容、有节，不是放松纪律。‘多威’与‘少威’都是治理失当的概念。

古者，国容不入军，军容不入国。军容入国则民德废，国容入军则民德弱。故在国言文而语温，在朝恭以逊，修己以待人，不召不至，不问不言，难进易退。在军抗而立，在行遂而果，介者不拜，兵车不式，城上不趋，危事不齿。故礼与法表里也，文与武左右也。

校《司马法注》引文有‘国庸’‘军庸’与‘容’不同；‘兵车不式’‘不轼’通假；‘在行遂而果’另见‘在行逐而果’。

白话古时国中礼仪与军中礼仪各有边界；把军中的严厉方式带进平民生活，会损害民德；把国中的柔和仪节照搬进军队，又会减弱军队的担当。因此平日在国中应言语温和、朝见恭逊、修身守礼，不被召不擅入、不被问不妄言，进身谨慎而退避从容；在军中则须挺立果断，披甲者不行通常的拜礼，战车上的人不按常礼凭轼行敬，守城不奔跑，急难事务不按年龄先后推让。礼与法互为内外，文与武相辅而行。

疏《司马法注》引《国语》及韦昭注，说明‘齿’为年齿次序，危急时不待长幼排序。

按‘危事不齿’旧解与‘齿序’即按年龄排序有关，不能简单译为‘有危险就不用说话’。

古者，贤王明民之德，尽民之善，故无废德，无简民，赏无所生，罚无所试。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，至德也；夏赏而不罚，至教也；殷罚而不赏，至威也；周以赏罚，德衰也。赏不逾时，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；罚不迁列，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。大捷不赏，上下皆不伐善。上苟不伐善，则不骄矣；下苟不伐善，必亡等矣。上下不伐善若此，让之至也。大败不诛，上下皆以不善在己。上苟以不善在己，必悔其过；下苟以不善在己，必远其罪。上下分恶若此，让之至也。

校《司马法注》旧录‘必不登矣’、‘则不差矣’与‘必亡等矣’等文，属有实据的异文。末句‘上下分恶’非‘分赃’之义。

白话古代贤王了解人民的德行，充分发挥每人的长处，不弃贤能，似乎不必依赖赏罚。书中依次说虞舜不用赏罚、夏偏重赏、殷偏重罚、周赏罚并用，并把这种转变解释为德治渐衰。施赏要及时，使人迅速见到行善之利；施罚也应当及时而就地办理，使人看清违法之害。大胜时上下不争功，君上不骄、臣下不争等次；大败时上下把失误归于自己，君上悔过、臣下避过。书中将这种相让与共担责任视作最高境界。

疏《司马法注》旧注以赏劝善、罚惩恶解释因应方式，并特别保存‘必不登’等异文。

按‘有虞氏不赏不罚’等是政治理想化历史分期，不应被当作可验证的历朝实践概括。‘必亡等’词义不甚明，需存疑。

古者戍兵三年不兴，睹民之劳也。上下相报若此，和之至也。得意则恺歌，示喜也；偃伯灵台，答民之劳，示休也。

校《司马法注》有‘武军三年不兴’，通行本作‘戍兵三年不兴’；‘偃伯’含偃息兵事之意。

白话古代守戍军士归来后，三年内不再征调，是体恤民众劳苦；上下如此互相顾念，便是和睦。战事取得成果，就奏凯歌表达欣喜；停息兵事，在灵台举行有关礼仪，以酬谢民众辛劳，表明休兵。

疏《司马法注》引旧注以还师休卒、告不兴兵解释此段，李贤注‘偃’为休、‘伯’关涉军旅。

按‘三年不兴’是传世文本中的体恤说法，不宜直接据以判定古代普遍兵役年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