兵道第九

秦景主将视强兵於天下，使庶长鲍戎必致亢仓子，待以壤邑十二，周实迫之。亢仓子至自荣泉，宾於上馆，景主三日弗得所问。下席北首顿珪曰：天果无意恤孤耶！亢仓子油然觑眄，曰：朕以主为异之问，而宁弊弊焉以斫剌为故抑者，亦随丌欲而得正焉？无如可矣。景主一拜再举，敛黼衽，端珪抑首而坐，曰：实惟天所命。亢仓子仰榱而嘘，俯正颜色曰：原兵之所起与始，有人俱夫。凡兵也者，出人之威也。人之有威，性受於天故。兵之所自来上矣。尝无少选之不用，贵贱长少贤愚相与同察兵之兆：在心怀恚而未发兵也，疾视作色兵也，傲言推捘兵也，侈斗攻战兵也。此四者鸿细之争也。未有蚩尤之时，人实揭材木以斗矣。黄帝用水火矣，共工称乱矣，五帝相与争矣，一兴一废，胜者用事。夫有以咽药而死者，欲禁天下之医非也；有以乘舟而死者，欲禁天下之舩非也；有以用兵丧其国者，欲禁天下之兵非也。夫兵之不可废，譬水火焉。善用之则为福，不善用之则为祸。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，刑罚不可偃於国，征伐不可偃於天下。

校校勘依据：所给《洞灵真经》电子录文（待以《正统道藏》洞神部本文类贞字号影印复核）。‘秦景主’不能未经考核直接等同于可确定年代的秦景公；‘鲍戎’‘荣泉’‘壤邑十二’与爵官词应考地名及字形。‘朕’为古代第一人称，语境未必是秦王独有自称。‘心怀恚而未发兵也’至‘侈斗攻战兵也’虽接连用‘兵’作广义争斗，勿误以为有四种正式军制。‘斫剌’中的‘剌’音义存疑。 传世《洞灵真经注》有何璨注三卷；本轮未见可靠的卢文弨逐条校语，不伪托其说。

白话秦国景主准备以强兵显示天下，派庶长鲍戎一定请亢仓子到来，并以十二邑为礼聘之资。亢仓子自荣泉来到秦国，住在上馆，三天中秦君始终未问到想问之事，便离席行礼，感叹天意是否不肯怜恤自己。亢仓子说：我原以为君主要问不同寻常的大事，竟只拘泥于斫杀刺伐这样的事；若要随私欲求胜，又怎能得正道？秦君再次敬礼，请受教。亢仓子说：兵争由来与有人类相伴。兵是人显露威力的一种形式，人有威强争胜之性，因而争斗的萌芽自古便有。心中发怒尚未出口是争兵之始，怒目变色也是争，傲语推搡更是争，最终才成为大规模的斗杀攻战。这四个层次有大小之别。蚩尤以前人们便可能举木相斗，传说黄帝使用水火，共工为乱，五帝相争，政权有兴有废。有人因服药而死，不能因此禁绝天下医药；有人乘船而死，不能因此禁绝天下舟船；有君主用兵亡国，也不能因此一律禁绝兵事。兵如水火，用得合宜可能有益，用得不当就会致祸。家庭中的怒责惩戒、国内的刑罚、天下的征伐，在作者所设想的古代政治秩序中都有其不得已的作用。

疏《吕氏春秋》等杂家兵论谈战争起源与不得已用兵，可比较问题意识。本篇用医药、舟船、水火三喻解释‘兵不可废’，比喻是其内部论证，并不足以证明历代战争皆不可避免。

按本段是古人以争胜本能解释战争的政治哲学，不是关于人类史前战争的考古结论。将‘怒责不可废’照译为历史主张，并应明确这不构成今天家庭暴力或滥用刑罚的正当理由。

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。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，人人之悦也。若孝子之见慈亲，饿隶之遇美食，号呼而走之。若强弩之射深谷也。胜负之决勿征於他，必反人情。人之情欲生而恶死，欲荣而恶辱，死生荣辱之道一，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。凡军欲其众也，心欲其一也，三军一心，则令可使无敌矣。古之至兵，盖重令也。故其令强者其敌弱，其令信者其敌诎。先胜之於此，则胜之於彼。诚若此，则敌胡足胜也。凡敌人之来也，以求利也，令来而得死，且以走为利。敌皆以走为利，则刃无所与接矣。此之谓至兵。傲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，其势不俱胜、不两立，故义兵之入於敌之境，则人知所庇矣。兵至於国邑之郊，不践果稼，不穴丘墓，不残积聚，不焚室屋，得人虏厚而归之，信与人期以敚敌资，以章好恶、以示逆顺。若此而犹有愎狠淩傲、遂宕不听者，虽行武焉可也。先发声出号令，曰兵之来也，以除人之雠，以顺天之道。故克其国，不屠其人，独诛所诛而已矣。於是举选秀士贤良而尊封之，求见孤疾长老而拯救之，发府库之财，散仓廪之谷，不私其物，曲加其礼。今有人於此，能生死人，一人则天下之人争事之矣。义兵之生，一人亦多矣。人孰不悦？故义兵至，则邻国之人归之若流水，诛国之人望之如父母。行地滋远，得人滋众。辞未终，景主兴，稽首曰：孤获闻先生教言，不觉气盈宇宙，志知所如也。而心滋益龚。於是步前称觞，为亢仓子寿。拜居首，列师位，严於斋室。又月涉旬，辰加天关，白昼行道。行弟子礼。

校校勘依据：所给《洞灵真经》电子录文（待以《正统道藏》洞神部本文类贞字号影印复核）。原文‘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’，‘偃’在本句有停息、止兵义，勿据现代口号删去论战的限制性条件。‘不践果稼、不穴丘墓、不残积聚、不焚室屋’四禁令不得省译。‘得人虏厚而归之’可按厚待俘获而放归理解，具体断句有待校。‘生死人’是救活濒死者的比喻，非复活亡人的神异宣称。 传世《洞灵真经注》有何璨注三卷；本轮未见可靠的卢文弨逐条校语，不伪托其说。

白话古代圣王在作者看来只使用符合义理的战争，不主张完全止绝一切兵事。所谓义兵，是为诛除暴虐之君、救济受苦百姓，使人民欢迎军队，如孝子见慈亲、饥饿者见食物。胜负首先应考察人心：人人求生避死、爱荣厌辱，若使军士目标一致，三军才能同心。兵众固然重要，号令统一和守信更重要。军令强的军队能使敌军显得弱，命令确实可靠可使敌方退屈；所以说先在自身形成取胜条件，再图对敌取胜。若本国军令强而可信，使敌方感到战必有害、退走反有利，便可以少交兵而获胜。义兵进入敌境，应不踏坏庄稼、不挖掘坟墓、不毁坏积贮、不焚烧民居；对所获俘虏给予厚待并放归，守信履约，努力削弱敌方非义的势力。对仍顽固抗拒、侵害他人的，作者才许施以武力。出师前应宣布军队为解民之仇而来；文中还设想军队以公开号令昭示所爱所恶、所顺所逆，让敌方人民知道战事的目标，并把安民措施当作政治争取的一环。攻取敌国，也不应屠杀人民，只追究应负罪责的人。战后应选贤任能，关怀孤弱病者和老人，开府库、散仓粮，不以敌国财物肥己，待人以礼。如果有人真能救活一个濒死之人，人们尚会争相归附；作者据此反问：义兵若救活更多百姓，谁会不愿迎接？作者把救活一人视为可贵，因此认为义兵愈深入，愈会得到民众归附。秦君听后起身再拜，称自己志意开朗，便举觞祝寿、列亢仓子于师位，后来按弟子礼亲近求教。

疏义兵观念与先秦墨家非攻、儒家诛暴救民及其他兵家重民纪律的论述有交集，但各家是否同意‘兵不可废’须分别辨证。本篇末秦君拜师是寓言结局，不能未经史证编成年代确定的秦国事件。

按此段同时包含战争正当化和限制战争伤害的两面：保护平民、农田、坟墓、俘虏等要求应忠实呈现；但古代‘义兵’自我宣称并不足以证明战争正当，更不能据之免除现代国际人道法下的责任。